几天前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梅兰芳过往的文章《梅郎少小是歌郎》(以下简称《梅郎》),谈及梅少年时旧事,对梨园男旦“以色伺人”、达官显贵消费“男色”等等丑恶现象小作钓沉,觉得增加不少见识;然后又在下一期《南方周末》上见到黄裳先生的批评文章,同样谈梅兰芳的《关于“梅郎”》(以下简称《关于》),两相对比,颇有些感慨。
总体上,对于梅兰芳其人的评价,我是同意黄裳先生的观点的,“梅是经历了千奇百怪、纷繁复杂的几个朝代,几多世变,无数人物,交满天下、誉满天下而没有谤满天下的人物。遇见过几多风险,闪躲腾挪,终能全身而退,成为真正的‘德艺双馨’的梨园班头。”也同意他评价历史人物所持的态度,“评价一个人应从大节着眼,不可着重于被侮辱损害的历史细节,应看到人物在不可抗拒的恶劣环境中的挣扎、抗拒。”这两点说得极好。他由此而婉转批评《梅郎》一文格调有如旧上海小报,趣味不高颇有道理,他对历史人物的“了解之同情”的胸怀亦让人心生敬意。同时,这些观点也引发了我的一些联想。
我承认自己在看《梅郎》一文时,对于旧时梨园“男色”旧事,是有些偷窥心理,要去掉这人性的弱点,还需要留待将来自己慢慢修炼。但窥人隐私,毕竟是对他人的伤害,那怕这“窥私”行为的当事人梅先生早已逝世,行为本身对他已全无影响,行此偷窥之事的人,仍应对此有所自觉。所以看完《关于》一文后,对比黄裳先生的胸襟,我对自己的人性之“恶”颇觉惭愧。但《梅郎》一文所谈之事,我觉得倒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让我们对人性的黑暗又多了一点认识。
由这两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以德国著名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为代表的所谓“纳粹艺术家”。黄先生对梅的评价,让人不由感慨,生于人世,特别是生当乱世,要做个好人该是何等艰难。看看黄先生的用词:“几多世变”、“几多风险”、“闪躲腾挪”,简直是惊险万状,稍一不慎就是万劫不复。能在这样艰难的时世中“全身而退”该需要何等的智慧和运气?梅先生不幸而大幸的是,虽然身当乱世求生艰难,但毕竟还有这等智慧和运气;富特文格勒的不幸,恰恰就是少了这些智慧和运气,所以留下了依附纳粹的污名。可是反过来想想,一个艺术家,如果全身心投入本业之中,相对缺少政治智慧是理所当然,被政治所利用也几乎是必然的了。
这样一想,对傅雷在家书中的名言,“先为人,次为艺术家,最后为钢琴家”不禁又有了新的看法,这不单是父亲对孩子的道德教导,其中也包含着在艰难时世中“为人”的几许辛酸、几许无奈。中国人几千年文化,最大的学问就是“为人”。德国人没有这种文化积淀,面临乱世时,像富特文格勒这样的艺术家看不清时势、选不准立场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想想二战时期所谓的“纳粹艺术家”,其中单单是音乐家就可以列个长长的名单: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理查·斯特劳斯、克纳佩茨布许、克莱门斯·克劳斯、迪斯考、施瓦茨科普芙……几乎当时所有的德国优秀艺术家都曾“附逆”。虽然并无大恶,人们也仍然对其艺术造诣深怀敬意,但“助纣为虐”的骂名却仍然一直背到现在。
我并不是想为他们翻案,毕竟法西斯是人类公敌,为法西斯所用是他们一生也洗不掉的污点。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身处大时代之中,是非对错并不像我们看来这样黑白分明,要时时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抉择,对谁都是件太难的事,何况这些一门心思钻研艺术的人?王小波早就说过,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那怕是最聪明的人也很难办到,何况身为艺术家的他们,正经的本业是艺术,对“是非”就更没啥研究了,否则作为艺术家,也达不到那种水平。这样一说我们就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德国艺术家,在政治上行差踏错几乎就是必然的事。
说到这里,不由得有些感慨:我们一直以为做好人做坏人是可以自己选的,但在大时代的旋涡当中,个人的力量真是渺小之极,做好人还是坏人,有时真由不得自己做主。梅兰芳先生“闪躲腾挪”,终于“全身而退”,富特文格勒等人没那么聪明,只好撞到枪口上,在历史无情的审判中留下污名。联想到傅雷对傅聪“先为人”的教导,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人们立身处世的金玉良言,但仔细品味,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想在历史的巨流中力保清白者竭力挣扎时的苦涩与无奈呢?